中国飞行员，特别是有经验的飞行员的不足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是现实。航空公司，特别是正在扩张的航空公司，对飞行员的争夺也会在很长的时间里相当激烈。这大概是这几年频繁发生的飞行员和航空公司之间劳资纠纷的一个重要背景，动辄就是飞行员要求辞职或者跳槽，航空公司给你来个巨额索赔。

航空公司的索赔是有道理的，飞行员是我培养的，培养飞行员需要巨额的费用，不能说走就走。但这件事情的直接后果是，巨额索赔变成了飞行员流动的巨大障碍。这是不合理的，不能说我在你这里成为了机长，我就一辈子得为你开飞机，即便我对公司不满，即便薪酬已经比别的航空公司低很多，我也不能走。东航云南公司的返航事件，根据报道，似乎就是因为薪酬太低而起，飞行员们如果能自由跳槽，估计也不至于做这么流氓的事情。

我的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是，给飞行员搞个像运动员那样的转会制度，是不是就能解决这种矛盾了？你要挖我的飞行员，可以，但是请付转会费。这个费用理想的当然是公司之间自由协商，但给定很多公司都是国有的这件事情，而且飞行员的技能相对容易界定，这个费用由民航总局根据成本，年领，飞行时间等各种因素来统一的制定，然后再给一定的浮动范围也是可以的。这样对航空公司和飞行员都算公平。飞行员可以自由流动而不至于个人去承受“巨额的索赔”，被挖的公司也不至于像疯了一样去阻止飞行员跳槽，挖人的公司也不至于只靠一点点工资就能把别人花了巨资才培养出来的“资产”无偿的占有。转会制度，其实就是把飞行员的飞行技能界定成了航空公司的资产，飞行员是飞行技能的物理所有者，但航空公司才是飞行技能的最终所有者。虽然，我也感到这样的区分有不少可能遭到置疑的地方，但给定航空公司的投入对于飞行员成长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简单的区分未必太坏。而且，这只是权宜之计，等到中国飞行员和飞机的增长进入稳态，目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对飞行员血腥的争夺大概就会自然的终结。在美国，飞行员似乎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换公司，一个飞行员在一个公司待的时间越长，级别就越高，对飞行时间和飞行路线的选择就越有自由度。换了公司，一切清零，虽然工资不会更低，但飞行的时间和线路就任人摆布了。

什么东西价格暴涨或者暴跌都会引起麻烦，飞行员也一样。

事情的结果是我们既用了GPS，也跟着车，双保险，最后也没跟丢。但那个细节对我个人而言，实在是太有趣了。我想说，我太同意师弟的想法了，我不知道这是男性的共同点，还是学经济学的共同点，还是两者都有。

我跟谷主开车的时候，最经常发生分歧的地方就是，被堵在高速公路上时，谷主会努力的用GPS找一条和高速路平行的路，然后建议走那条平行的路。我一直对这个想法不敢苟同，原因就是上面师弟说的：我不相信高速公路上堵得跟停车场一样，平行的普通公路能畅通无阻。你说这是一个均衡也好，说这是有效市场也好，说这是无套利也好，都行，如果你相信人行道边不会躺着100美元，你大概也会相信不存在平行但是一条堵另一条不堵的两条路。

我怀疑我和师弟在这个问题上都有点市场原教旨主义。从我和谷主多次的尝试看来，平行的路有时候确实走起来快一点，当然，也有时候走得更慢，市场在平均意义上是有效的，但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是有效的。坚持市场是有效的，几乎在每个具体的点上都是错的，但是平均起来却差不多是对的。

我听一个北京的哥说，在四环路上，不停的变到车最少速度最快的道和始终沿着一条道开，前前后后不差多少。我相信他说的，喜欢“套利”的北京司机们，已经把四环路变成了一条相当“有效”的道路。“有效”到你已经不再可能通过变道而开得更快了。

虽然个人觉得男网的观赏性和竞争性更强，但是和很多其它运动一样，想在国际赛事上看到中国男子网球运动员走到郑洁这么远，恐怕还要且等着，阴盛阳衰似乎是中国竞技体育挥之不去规律。

你要是仔细想这件事情还是挺有趣的――中国的男运动员和女运动员应该是生活在一样的选拔制度，培养制度和奖励制度下的。网球也许有点特殊，据说国家在女网上投入的资源更多，试图先从女网突破，但在很多运动上，在男运动员身上投入的资源绝对不比女运动员的少。按照我个人的感觉，很多时候在男运动员身上投入的其实也许更多，足球和篮球肯定是这样的。但为什么女运动员会比男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特别是在跟欧美人的比赛中，更容易出成绩？

这让我想起了引起萨默斯失去哈佛校长位置的导火索――他关于男女性别差异的一番评论。鉴于几乎没有人去读萨默斯的原文，我决定把相关的部分摘要的翻译一下：

…有相当明显的证据表明，人类的很多特性――高度，体重，犯罪倾向，整体智商，数学能力，科学能力――不管它们的均值有没有差别 (注：在男性和女性之间)，这是可以讨论的，但它们的标准差是存在差别的，它们在男性和女性的人群中的变化程度是不同的。并且，这对于那些受文化影响和不受文化影响的特性都是如此。我们假设，我觉得这是合理的，比方说在最好的25所大学里的物理学家们，这些人(的智力)恐怕不是高于均值两个标准差，甚至都不止三个标准差。这些人(的智力)恐怕要高于均值三个半标准差或者四个标准差，这得要5000个人或者10000个人中间才能出这么样一个人。即使在标准差上的微小差别，也能引起潜在的有可能成为优秀科学家的人群大小有显著的不同…

我的翻译不算好，但我相信即便我翻译得很好，不少人大概也不能完全明白萨默斯究竟说了什么，更未必能看出后来报道说的：萨默斯说“女性不如男性”。萨默斯的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女性人和人之间的差别相对小，男性人和人之间的差别相对大，拿智力说吧，男性中间相对容易找到很聪明的，但也相对容易找到很笨的。但女性则不同，很聪明的可能相对少，但很笨的也相对少。因此，即使两个人群智力水平平均上是一样的，你也更容易看到更多的男性成为科学家。

不管萨默斯的这番话是不是贬低了女性，我觉得顺着他的思路也许可以解释中国体育为什么阴盛阳衰，当然，这个解释很可能是错的。

女性在身体素质上的差别相对较小，不仅在同一人种中间如此，在不同的人种中间也是如此，这就导致了从先天的条件上说，中国的女运动员和国外特别是欧美的女运动员身体条件上的差距并不太大。因此，在竞技体育上，中国女运动员的国际竞争力较强。男性的身体素质差别则相对较大，不仅在同一人种内部，在不同人种之间更是如此。亚洲男性和欧美男性的身体素质的先天差距较大，因此在很多项目上亚洲男性的竞争性较差。

这个理论是可以检验的，但并不简单。一个简单的检验是看是不是其它亚洲体育大国也存在阴盛阳衰－比如说日本和韩国。但问题是日本和韩国女性的地位和中国女性的地位还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两个国家男性在国际上的表现比女性好，不能简单的说这些国家没有阴盛阳衰，也许只是女性的潜能被抑制了，不被鼓励参与竞技体育。还有一个简单的检验是看欧美国家的运动员中亚裔运动员的表现，但问题是这个人群还太小，而且还有文化和自选择性的问题。

当然，如果中国真的有好的选拔和培养体系，这个理论即便是真的，中国的阴盛阳衰也未必会像现在这么明显。美国也许一千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有潜力成为刘翔，中国也许要一万个人才能有一个潜在刘翔，但中国的人口基数比美国大得多，比欧洲那些国家更大得不知道哪里去，选得好和培养得好是能弥补一些先天不足的。

我听人说中国股市是个政策市说了很久了，一直都没听懂。政府从来都是出政策不出钱的，不出钱怎么救市？

利好利空都是在炒作，在玩心理，和政策有什么关系？我最经常说的就是下面这件事：提准备金率，可以是利好也可以是利空，就看人家想怎么解读了。为什么是利空比较容易理解，提准备金率是收紧银根，对股市不利。为什么又会是利好？笨蛋，因为这叫利空出尽。

去年530政府提印花税率，我写了篇“政策应该关注基本面”，绕了半天其实只有一个意思：蠢政策。股市是跌了一下，很快就又回去了。前段日子，政府又降印花税率，我还想说：蠢政策。但是霍德明先说了，被群殴。但结果和去年530其实基本是镜像，股市是涨回去一点，但是很快又跌回来了。

请记住，所有只吆喝但是不出钱的政策都救不了市，你要是觉得这样的政策能救市，那就等着被套牢吧。

美国政府最近也救市，救的时候是真金白银拿钱往里面堆，这才能救市，虽然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在前面等着也顾不上那么多。但中国现在适度从紧，别指望政府砸钱了，没看油价，电价刚提了，这又够人民银行喝一壶了。

这世上，一时半会没有救市主。

亲戚是在贸易行当里的，说起中国的纺织品，只有一个字:贵。曾几何时，中国货还是便宜货的代名词，但汇率的升值，工资的上扬，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让中国突然变贵了很多。周边的越南，孟加拉，几乎在用可以忽略不计的价格出口着纺织品。我其实还有一个更惊异的发现，家里的那个佳能打印机上印的竟然不是Made in China而是Made in Vietnam。

我知道，即便现在没人说，估计很快就会有人嚷嚷中国得了“荷兰病”。当然，不是那种资源型的荷兰病，像俄罗斯正在担心的那种。而是大概像下面这个版本：因为某种原因或者阴谋(资源型荷兰病的原因通常是因为发现了某种自然资源)，热钱大量流入中国，迫使人民币升值，从而导致中国产品的价格虚高，进而伤害中国的制造业，比如说上面说到的纺织业。

我不觉得上面的故事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看起来所有的现象都符合。你就这么想吧，让中国和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孟加拉国在最没有技术，只需要体力的低端纺织业拼成本，这不是搞笑吗？这件事情和热钱阿，汇率阿无关。这个世界，除了极少的几个资源型国家，绝大多数国家的收入水平和其在产业链的位置都是基本对应的――最穷的国家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最富的国家处于产业链的高端。中国收入水平的迅速增长意味着，中国在产业链的位置也必将上移，这是所有的国家由贫变富都要经历的。你就想想香港吧，60年代的香港不就生产衣服，塑料玩具这些不值钱的东西，李嘉诚不就是靠塑料花发家的。时至今日，有谁还能在香港靠生产塑料花发家？亏的连门都找不到。

中国的产业需要升级是必然的，低端的产业即使现在还有竞争力，很快也会失去竞争力，中国只会越来越贵。你就想人工吧，如果大家的收入都在增长，你还去哪里找便宜的工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升级，向何处升级？

我当然不知道答案，我真的希望我知道答案，这样靠这个答案估计就能挣上一大笔。我在想的是从政府政策的角度说，政府能做些什么？我仍然对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持保留态度，换句话说，政府通过调研，咨询和依照国际经验，锁定一些产业，然后通过产业政策，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我现在仍然相信，虽然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我们有很多前人的经验可以学习，但产业升级总的说还是一个试错的过程，需要企业自己去闯。因此，我更加倾向于政府的角色是后勤――让更多的人受到高质量的教育，继续改革我们的金融体系让资金可以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给夕阳产业一点呼吸的空间(比如说，给纺织业三年的逐步递减的汇率保护，让一些企业知道自己死期不远，但同时给他们时间转行)，共享信息，补贴创新等等。

产业升级，会是中国对自己的重新发现和重新定位，这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绝对是一件积极的事情。中国，没有荷兰病。

我在想，如果一个人就是坚定的相信政府能够解决问题，政府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好事，我们能称这个人是政府的代言人吗?如果一个人坚定的相信，这个世界的进步和财富是由一小部分人创造的，我们能称这个人是精英的代言人吗？如果一个人坚定的相信，对资本征税最终将不利于整个经济的长期增长，我们能称这个人是资本家的代言人吗？

这么说吧，你可以把任何一个有自己一套观点的人定义成一个代言人。所谓观点，就是你对一件事情有一个判断，一件事情需要判断，就意味着这件事情不止有一个答案。这个世界总是不同人喜欢不同的答案的，所以不管你的观点是什么，你注定是会替一部分人代言的。如果你发现一个人从来不替任何人代言，那多半是这个人没有观点或者总是顺着风改变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代言人”才是具有一致性的人，你应该关注“代言人”说了些什么，关注他们观点背后的论据，然后形成自己的判断。

美国有很多品牌式的代言人和机构。比如说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是个非常保守的机构，永远都是替资本家“代言”，加图研究所(Cato)则是自由主义的旗帜性机构，宣扬的永远是小政府，减少管制，无为而治。这些机构并没有因为“代言”让人厌恶，相反，因为这些机构的观点几十年如一日的具有一致性，他们相当的让人尊敬。美国的议员们也是如此，一个议员的投票记录是不是前后具有一致性是极度重要的，换句话说，你是不是在特定的问题上总是为某一个特定的人群代言是极度重要的，你具体为哪个人群代言反而是相对次要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代言人”是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中国应该有更多的为各种人群“代言”的人，而后这些“代言人”之间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文明的对话和辩论，这样才能有妥协，有和解，有理解，有进步。

“代言人”其实可以是一个褒义词。

我知道依阿华这个名字是来自于美国的战列舰――日本就是在依阿华级战列舰密苏里号上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的。但是依阿华更著名的大概还是她的玉米地。

依阿华应该有这个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她曾经是美国乃至世界按人均计算最富裕的地方。依阿华肥沃的土地，和五大湖便利的水路交通，造就了在经济学界异常重要的一个城市――芝加哥。我以前写过，芝加哥起家就是靠屠宰用依阿华玉米喂大的猪，然后通过水路运往美国东部，这个城市当年最大的行业就是屠户。对经济学而言，芝加哥大学和其芝加哥学派从上世纪50年代起引领了经济学几十年的潮流。我的逻辑是，如果没有依阿华，就不会有芝加哥，如果没有芝加哥，经济学的发展史恐怕会是另外一种景象。新古典当然还是会兴起，只是事情恐怕完全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

依阿华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就更加特殊了。依阿华是一个农业州，从这个地方走出了上个世纪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位农业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和盖尔.约翰逊。是这两位在中国发现了林毅夫并把林毅夫带到了美国，林毅夫应当是盖尔一生最得意的学生，盖尔致死都全身心的支持着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发展，支持着林毅夫，易纲，海闻等人从无到有的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学教育这十几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是有这两位从依阿华的玉米地走出的经济学家的影子的。

我想到这些，就觉得很神奇。当然，此时此刻，最大的问题是依阿华的洪水会对世界的粮价产生如何的影响――这里不仅是美国的粮仓，也是世界的粮仓。

当然，有趣的还不止这些，加元的迅速升值(也就是美元的迅速贬值)引起了双方截然不同的反应――基本的故事是：没有人愿意吃亏。边境上的美国收费站都有两个价格，美元一个价，加元一个价，加元的通常要贵20％，美国人显然还生活在加元升值前的时代，忘记了加元早就和美元一个价了。加拿大人也一样，开进尼亚加拉瀑布的“雾之少女”号船从美国和加拿大都发船，加拿大人收14.5加元一张票，他们显然也忘记了他们的船票已经比河对岸贵了20％，河对岸是12美元一张票。

当然，这一切都未必是故意的，凯恩斯主义相信价格是粘性的，新古典是不相信的。在坐了贵20％的加拿大一方的“雾之少女”之后，让我觉得，相信价格是随时变动是要付出金钱的代价的。

央行究竟在担心什么，是什么让央行一再选择提准备金率而不是加息？

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不应该是加息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会超过提准备金率。这么说吧，任何有效的紧缩政策都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都会让依赖贷款的企业感到难受，没有无痛的紧缩(好吧，70年代的时候Sargent和Wallace写文章论证过在理论上存在无痛的紧缩，这迄今为止还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如果提准备金率的痛比加息的痛小，或者根本无痛，那只能说明一件事情：提准备金率的紧缩效果没有加息好。

但是加息和提准备金率对不同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这是我猜测央行在加息的问题上为什么如此步履维艰的原因。提准备金，收紧贷款，最后拿不到贷款的是那些中小企业，这对那些央企没有什么影响，他们照拿贷款，照付很低的利息。加息就不一样了，加息直接就会变成那些央企的财务成本上，直接伤害央企的利益。我能想象央行在加息的问题上会面临国资委，发改委和财政部多大的压力。但通涨又让央行不能什么都不做，所以干脆就提准备金率吧。

我其实很同情央行，这次要是通涨真的变得旷日持久，央行的黑锅是背定了。

先说一点乐观的：

1．  我倾向于认为，越南的事情不管如何发展，不太会引发有些人说的“第二次东亚金融危机”。我有限的阅读给我的判断是越南的问题是局部的。一个有可能引发更大范围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国际资本因为越南的事件重新评估新兴市场国家的风险，并因此大规模的从新兴市场国家抽离资本。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原因有三：1. 越南的规模很小，外资即使在越南有损失，其损失在总的盘子中比例是很小的。2.其它新兴市场国家基本面并不差，3.不投在新兴市场国家投在哪里呢？难道投在还没有摆脱次贷危机的华尔街？几乎没有增长的日本？还是半死不活的欧洲？

2．  越南即使爆发全面的危机，我觉得危机对越南本国的影响是可以被控制的。这点判断基于对中国过去的观察，越南还是一个国有经济为主的国家，大部分企业也在政府手里，最重要的是银行在政府手里，这不是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但是却是一个有利于控制危机波及范围的所有制结构。只要越南政府能够保证银行体系不崩溃，我相信这是做得到的，发生危机的影响不会是致命的。

3．  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一场由IMF，或者中国领导(其实中国能出头是最好的，中国应该比IMF更值得越南信赖)的金融救援是能把越南救回来的。越南的经济并不大，那点外债并不多，要是外资排队逃跑，中国政府给越南政府贷点款就能让越南缓过来，而且我相信中国贷款最终的回报率不会比持有美元债券低。越南的股市其实不是大问题，那个股市就跟中国90年代的股市一样，盘子小，你就是一夜之间把股市关了，其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

再说一些其它想法：

1．  越南的事情，至少凭我有限的阅读和知识判断，是中了典型的“新兴市场咒语”。中国其实是新兴市场国家中相当另类的一个，几乎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发生过金融危机。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是有共性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一般是这样的：经济好，外资流入，房市股市和各种资产价格都大涨，投资大增然后经济暴热。然后，因为各种原因，这件事情可以一夜之间完全反过来，外资骤然流出，资产价格大跌，投资剧减，这中间很可能还会伴随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然后经济陷入危机。这件事情就像新兴市场国家的麻疹一样，除了中国，每个国家都要出。根据最新的研究发现，当英美和西欧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的时候(这就要回到17世纪甚至更早)，他们也出过这样的“麻疹”。

2．  固定汇率和资本管制。事实证明，固定汇率这个东西是要靠资本管制来帮助维持的，你不可以既不希望汇率的大幅度变动，又不希望对资本进行管制。中国一直是坚持资本管制的，虽然这样的管制越来越难。但越南，从我的阅读看，他们是鱼和熊掌都想要：他们一方面想控制越南盾的汇率，这对越南非常倚重的出口企业很重要，另一方面他们又让外资进入他们的资本市场――中国在90年代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做。泰国等国做了，死得很难看。连IMF现在都改变观点，觉得资本管制可能是必要的了，越南似乎是在资本流动的问题上走得太快了一点。对越南，我支持相对稳定的汇率，和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特别是对短期的资本管制。我觉得这几乎一定是他们会选择去做的。

3．  野心勃勃的政府是一个大问题。当被经济增长冲昏头脑的时候，政府会做很傻的事情。我相信中国出现过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正在越南重复。越南目前25％的通胀率在中国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过至少三次。越南现在也出现了中国80年代的抢购潮，新闻上都只说抢购黄金，但我估计是东西应该都在被抢购，不过这只是猜测。中国的教训告诉我们，你可以通过货币财政政策微调经济，但你是不能靠贷款和货币政策去拉动经济增长的。越南现在的真实贷款利率是负10％，你借一块钱，扣除通胀，你其实只用还9毛钱，这是在短期能促进投资没错，但最后的结果就是通胀。

4．  越南需要他们的朱镕基。当我自己看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宏观经济走势，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就是1994年。那一年中国有各种可能性在经济上死得很难看，那时候也是超过20％的通胀，80年代的两次高通胀最后都以很难看的方式结束――不仅是经济上还有政治上的，但1994年似乎平静的出奇，也就是那一年中国老百姓开始知道“软着陆”这个词。我对1994年事情目前唯一的解释是，中国有个朱镕基。朱镕基把可能成为危机之年的1994年变成了改革之年，关心汇率的人知道1994年是中国汇率制度非常重要的一年，那一年中国实现了汇率并轨走向单一汇率；财政制度的重大变化也在1994年，那一年实现了分税制；关心银行改革的人应该知道，那一点中国成立政策性银行，开始剥离四大国有的政策性业务。这些改革都触动了无数人的既得利益，我其实是相信，如果没有朱镕基这样强势的领导人，这些改革恐怕是很难这么快就发生的。强势领导人是有很大缺点的，因为错也会错的很严重。但我相信在1994年，中国是需要朱镕基的。我也相信，现在的越南也需要他们的朱镕基――把一场可能的危机化解在大刀阔斧的改革之中。

还在继续学习越南的过程中，想法会随着学习改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