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事情就变成了，我请朋友展示他们的山寨机，请朋友的未婚妻展示当时还没有向公众出售的3G手机和广告上已经铺天盖地的其实还在实验中的3G网络的强大功能。

那天晚上的结果是，朋友的真山寨非常争气，特别是朋友公司专门开发的指哪打哪的“泡泡龙”游戏(打过泡泡龙的人都知道，你有可能会瞄不准，瞄的是红泡泡，但是却打中的边上的兰泡泡，那款手机的泡泡龙里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非常适合我这种泡泡龙弱智玩)。然后中国移动的3G网络非常不争气，视频电话怎么都不能正常工作(这是铺天盖地的广告里的卖点)，最后朋友的未婚妻一个电话直接打到值班机房，问出了什么问题。对面的回话是：这个故障已经出现一天了，至今没有排除。单从那个时点的情况看，那天晚上的真假山寨还真的很难分辨。

然后我听说现在有人号召“围剿”山寨机，工信部似乎还真的动用了手段来“围剿”。也许有更明白事情真相的人能告诉我理由是什么，我看到的理由无非是：这些手机质量不行，缺乏售后服务，伤害消费者权益。

我只是非常好奇：生产很多人愿意花钱买的东西，最后还变成了伤害消费者权益，这个事情是怎么能说通的？

当然，上面这句话也有问题。毒品也有人愿意花钱买，但大部分人大概都同意毒品是应该被围剿的。

可是山寨机总不能和毒品比吧？山寨机质量可能是不稳定，售后服务可能就是不好，但这不光你工信部知道，所有买山寨机的人都知道。买山寨机的人也不是没有选择，满大街都是各种手机，最好的牌子的低段产品价格也很低，所以买山寨机的人不是因为穷得只能买山寨机(事实上，如果买山寨机的人是穷得只能买山寨机，那就更不应该“围剿”山寨机了，围剿了之后，你让这些人用什么？)。在这些情况下，如果山寨机还是持续占有市场，那大概更能反映的是：山寨机更“代表广大（穷苦）人民最根本利益”，因为大家都用脚投票去买了山寨机。对这么符合“三个代表”的产品，怎么能去“围剿”呢？

我能想象一些理由为什么山寨机需要被“围剿”。比如说：盗用知识产权，逃税，血汗工厂等等，但这似乎工信部说的，也不是那些呼吁“围剿”的人说的。对了，我的第一台电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中关村卖的“山寨电脑”。

路人甲和路人乙，甲手里有100块真金子，乙手里有100块假金子(砖头)，甲事先不知道乙手里的是砖头。

然后甲和乙做交换，甲拿自己手里的50块金子换了乙手里的50块砖头。换回来之后，才发现那50块是砖头。

假设发生过的交易是不能反悔的，现在甲应该怎么办？

谷主说了一个“人们正在干的事情”：甲为了(假装)显得自己没有吃亏，可以继续坚持用一块金子换一块砖头。这样从市面上看来，砖头和金子的价格是1:1，所以甲从账面上一点都不吃亏。虽然，这样干的结果是甲持续的把金子换成砖头。

我说了一个“骗我一次我认了，骗我两次没门”：甲承认自己吃亏了，然后再也不按1：1跟乙交换了，而是按黄金和砖头应该的比价进行交换。1比1万也好，1比1000万也好。这样，账面上甲立刻就可以看出亏了，但是在实际上，甲不会再受新的伤害。

除了这个故事以外，我和谷主还讨论了中国，美国，人民币，美元，固定汇率，浮动汇率和升值。

我们饭桌上的话，看的人就别太当真了。

我说两件事（其实过去说过很多次）：1. 别指望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元债券能有什么回报率，能不是负的就谢天谢地了；2.买美元债券是因为没有系统性更好的选择。

这是看似矛盾的两个观点。持有美元债券没有高回报率不用我来说，历史上美元债券就是回报率最低的投资产品之一。美元债券的回报率低有好些原因：市场上还是认为美元债券安全性最高，美元债券的流动性也最好，这是美元债券好的部分。坏的部分是，美国在借他们根本还不起的债，所以迟早要通过某种方式把一部分债赖掉，通胀和贬值，一般是这两招。所以，持有美元债券是不可能追求什么回报率的。

为什么又说买美元债券是因为没有系统性更好的选择？中国每个月现在增加的贸易盈余是在300到400亿美元的量级，而且还在增长，外管局要做的是把这300到400亿给变成外汇资产，美元也好，日元也好，欧元也好。换句话说，中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是个净买家，每个月要买300亿到400亿美元的资产。不管中国人怎么选择资产，中国改变不了净买家的身份。那资产的净卖家是谁？就是美国，每个月要在国际市场上发行几百亿美元的债务。所以，大的图景很清楚，这个世界一边是中国净买入，另一边是美国净卖出。因此，从净值上说，一定是中国每个月买入几百亿美元的资产，才能使得这个国际的资本市场平衡。有人说，我们可以买欧元，但这意味着有人愿意卖给我们欧元，同时愿意持有那些美元资产。我们当然想追求回报率，但卖给我们欧元的人一样也会追求回报率，因此我们几乎是不可能从美元换成欧元这件事情中系统性的获得高回报的而不承担额外的风险的。不去买美元债券，而去买美元股票是一样的道理，你很难系统性的通过这种资产的置换获得高回报而不承担额外的风险，这样的套利机会大概是轮不到外管局来抢的，更何况外管局的盘子现在这么大。

看看今天美联储的声明吧，我的解读是一句话：他们要用尽一切手段印钞票。这对美国也许是必要的，但这对中国的海外资产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一天不消除，中国就一天摆脱不了这种持有极低回报率外汇资产的命运，这场危机也许就是一个彻底改变的契机。

现在想算得帐是：如果出现了大量农民工失业，不考虑其它社会问题(我当然知道这件事情更多的可能是从社会问题的角度来考虑的)，纯粹从经济的角度说，这件事情对中国的经济打击有多大。

首先要界定的是大量失业究竟是失业多少？大概没有人知道真实的农民工数量，根据一些粗略的估计，两亿大概是一个差得不太远的数量。然后我们假设这中间10％或者高一点15%的人失业了，换句话说2000万到3000万人失业（有人可能觉得这个数字太低了，我个人的感觉是15％的失业率已经高得很吓人了，你也许不相信国家统计局一直都是4%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但是中国在下岗的最高潮期，根据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失业率也最多就是14％，在国企转型期间的大多数年份，失业率都在接近10％或者低于10％，因此从历史上看15%已经不算太低了，虽然这些数据未必具有完全的可比性）。

因为是农民工，我假设他们都处于收入的底层，算每年每人收入2万块吧（取决于你住在哪里，你可能会觉得2万块太高了或者太低了），因此这3000万人一年的全部收入就是6000亿，大约相当于全中国GDP的2%。

如果我们相信农民工的市场是充分竞争的，那这3000万人一年创造的GDP也就是6000亿，或者说2％。考虑到这些人如果失业，他们所使用的资本可能也会闲置，但同时又考虑到这些人很可能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资本的贡献会较小，就算一样吧，那么资本闲置造成的GDP损失是另外2％，加在一起是4％。

所以，这么算来，大量的农民工失业，会把GDP往下拉4个百分点。因为我所有的计算基本上都是往高处估，因此我觉得4％可能是个上限。4％当然已经很大了，但并不至于是一个让人觉得恐慌的数字。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政府如果给每个下岗民工发50％的工资，发半年帮助度过难关，如果有15％的民工失业，那么政府也只需要拿出1500亿就够了。

1500亿/4万亿＝3.75％

于是，《头文字D》这个题目跳到我的脑子里。我说的不是周杰伦，而是Deflation(通缩)。

尽管技术上，美国还没有进入通缩，也未必真的会进入通缩，但仅仅是通缩的前景就正在改变我自己的消费习惯。就说加油吧，我和谷主不是那种每天需要开车的人，所以加油也就很随意，一般就是正好路过一个油站然后又有时间就进去加一下。今年春天的时候，油价一直向上涨，所以很快我和谷主就发现，每次我们加油都会比上次花更多的钱，于是这对我们行为的影响是：在可加可不加的时候，我们一般会选择加油。这几个月，事情则正好反过来，我们发现每次加油都会比上次花更少的钱，于是我们的行为变成了可加可不加的时候，干脆选择不加油。一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别的开销上，今年各个商家促销的时候打折打得都特别多，本来这种情况应该吸引更多的人购物。我和谷主有一大长串准备买的东西，但继续降价的预期让我们决定把一些大宗一点的采购再稍微拖后一点。

我不知道我和谷主的行为多有代表性，我猜测更多的人不消费是因为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不好而不是对未来价格走低的担心，但如果有足够多得人跟我们一样行为，这会更加增加经济衰退加深的可能性。通缩，是在奖励推迟消费的人，是在惩罚那些借钱消费或者投资的人，更别说通缩会让正在供房的人的实际负担增加，而让房子的价值下降。

前段时间，还有很多人声讨美国人向全球输出流动性和通货膨胀。也许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声讨美国向全球输出通货紧缩了。别忘了，大萧条是怎么传染全世界的－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大萧条的蔓延就是因为美国恶性的（通过金本位）向全世界输出了通缩。

美国这一次会不会进入通缩，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如果这一次美国也输出了通缩，这一次的输出也会是恶性的。

“比无知更差”是乔治梅森大学的卡普兰在他的“理性选民的秘密：为什么民主会选择坏政策”一书提出的一个看法。这可能是一个很多人都会觉得很错误，太精英主义的看法：选民在整体上比无知更差。他的基本说法是：如果选民只是无知，那投票的时候至多也就是接近于噪音，不会更偏向好的政策，也不会偏向坏的政策。但是如果选民不是无知，而是持有错误的看法，比如说被流行的（错误）思潮主导，那民主可能反而会导致坏的政策。这个看法当然并不是说民主比别的制度更差，因为一个独裁者被错误思想影响的几率不会小于民众被错误思想影响的几率，更不要说独裁完全缺乏民主制度的很多制衡。这件事情提醒我的是，在任何时候你都得允许不同的声音，关注不同的声音，无论这种观点在当时听起来多么可笑，多么荒谬。

于是就有了弗里德曼在他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一书里写下的这么一段话(他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在他的学说在上世纪60年代被视为异端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写了这本书)：更基本的动因是为了保持人们可以有替代的理论，直到情况发生改变使得变化必须发生。在私人和政府的安排中存在巨大的惰性，人们总是安于现状。只有危机－实际的危机或者可以预见的危机－才能产生真正的改变。但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可以采取的措施取决于当时有什么理论可用。这就是这本书的基本功能：发展一种替代的理论，保证这个理论一直活着，直到政治上的不可能变成政治上的无法回避。我在想，弗里德曼在当时的语境中，是多么孤独的在和当时流行的主流思潮战斗(大政府和越来越多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其实他的想法直到今天恐怕也显得太激进，他在书里列出了十几项他认为是不必要的政府措施，并干涉了个人的自由，一个不完全的列表是（有中国对应物的或者接近的，我用中国的对应物表述）：

1．  用保护价收购农产品

2．  房租管制

3．  最低工资

4．  国家提供的养老保险

5．  许可证制度(比如说必须获得行医资格才能当医生)

6．  廉租房和限价房

7．  义务兵役制

8．  国家公园

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这些想法都是荒谬的，但正是这些“荒谬”的想法，却为后来里根和撒切尔的大规模私有化以及解除管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弗里德曼的思想从60年代的异端变成80年代的主流，弗里德曼的一些门徒们试图让另外一种理论变成了异端：凯恩斯理论。不过幸好凯恩斯理论没有别消灭，否则这场危机到来的时候，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替代的理论可以用。可以说，现在全世界几乎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正是因为凯恩斯的药方又重新开始流行，（新）自由主义开始变成笑柄，我反而重新开始读“异端”的自由主义书籍，只是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变成“比无知更差”，虽然有不少观点我还是发现很难接受。

这个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货币的数量少一点，没有国家数量那么多，因为很多国家都用一种货币，比如说欧元区，非洲有一个西非法郎区，加勒比海很多小岛国用的是美元。所以就算有100种货币吧，那这个世界上就有99+98+97+…+1那么多个双边汇率，所以说汇率升值还是贬值通常必须指明是相对什么货币。后来，经济学家发明了（名义）有效汇率，简单说就是把一个货币相对于一大堆货币的汇率加权平均一下，权重通常取的是两个经济之间的贸易量，这样的一个汇率，可以比双边汇率更加准确的反映一个货币汇率变动的情况，比如说美元可以在相对于欧元升值的同时相对于日元贬值，那美元在整体上到底是升值还是贬值？（名义）有效汇率可以对这个问题给出答案，双边汇率却不行。(当然，名义有效汇率也存在缺点，这里就不讨论了)。

国际清算银行(BIS)一直公布他们计算的各国有效汇率，我从国际清算银行的网页上找来了这些数字，然后做了下面两幅图。一副是从去年11月到今年11月各国汇率的变动，另一个是从今年7月到11月各国汇率的变动。数字的意思是升值了多少，比如说20就是升值了20％，－20就是贬值了20％。国家是我随便挑的，不过最主要的经济体都在里面了。可以看到的是四个经济在升值：日本，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四个经济在贬值：欧元区，印度，英国和加拿大。

这两幅图，也许可以告诉一点我们老鼠在往哪里跑。不喜欢我用老鼠做比方的人，这里的术语叫“Flight to quality”。我听说老鼠喜欢的，有时候也叫“硬通货”。

我把中国用紫色突出出来，两个目的：1.就是突出一下。2.在这八个经济中，美，日，欧元区，英国和加拿大都是浮动汇率，也没有资本管制，俄罗斯印度对汇率和资本流动都有主动的干预和管制，但也很难到中国这么大的尺度。所以，中国和这些经济的可比性，特别是发达国家，并不是特别大。因此，请格外不要把这幅图对中国的含义想得太多。

需要区别的一点是，这和8亿件衬衫换1架飞机不完全是一件事情。换哪个国家出口衬衫，估计都得一大堆才能换回来一架飞机。这里的问题是：过去中国可能出口4亿件衬衫就能换回一架飞机，但是过了两年就得6亿件才够（因为衬衫价格相对于飞机价格跌了），再过两年就要8亿件才行了。

当然，光比较衬衫和飞机的价格并不一定具有代表性，毕竟中国出口很多东西，也进口很多东西。一个比较常用的指标是所谓的贸易条件—简单的说就是出口商品的平均价格相对于进口产品的平均价格。这个指标越低，说明一个国家出口的东西相对于进口的东西越便宜。我这里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作了一个简单的中国贸易条件的图，红线是中国1990-2007年的贸易条件，大家不用管具体的数值(因为这些数取决于怎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和基年如何选取)，只用关心这条线的走势就行了。蓝色的虚线只是帮助大家看明白，我们的贸易条件在整体上，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是在恶化的。换句话说，在整体上，我们出口的东西相对于进口的东西而言，越来越便宜。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出口越来越多的东西来换回越来越少的东西。

在理论上，贸易条件的恶化不一定就是坏事。从纯粹理论上说，假设中国人突然都变成了三头六臂，然后衬衫的产量一下增加到了三倍，但是衬衫的价格只下降了一半，所以虽然中国出口的东西变得更便宜了，但是从实际收入上说，中国人的收入还是上升的。这就像虽然摩尔定律可以让芯片越来越便宜，但这不代表Intel越来越不赚钱一样。

但是中国的故事恐怕不是上面的这个故事，至少不全部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虽然有着长足的提高，但是中国出口的增长中很大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一些低端产业，还是靠很原始的方式进行的：原来一条生产线200个工人，过两年两条生产线400个工人，然后600个，800个，通过不断的增加投入，特别是人力投入来增加产出的。然后从出口市场上说，出口一点的时候价格还不是问题，但是像中国这样给全世界做鞋子，做衣服，做家具的国家，量上去了，价格就得下来。刚开始价格下来一点，厂家还有利润，慢慢的利润被吃光了，就要开始补贴—工人工资是不能涨的，否则没有竞争力；汇率是不能升值的，否则没有竞争力；退税是要越来越多的，否则没有竞争力。可是这样的竞争力真的是我们想维持下去的吗？即便我们一厢情愿的想维持，又能维持多久呢？

靠吊着输液管维系的“竞争力”是难以持续的，中国在这上面曾经经历过的教训可不是一点两点。